中国为何要加快个税改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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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8-07 10:51

  【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个人所得税改革不应再小修小补,而要抓住个税制度的关键问题,学习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通过真正的改革,使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成为公平的税制、保护劳动者的税制、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税制】

  □刘浩

  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国内居民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以来,这项对居民个人收入征税的制度已经实施30多年了。其间除了在起征点、中央和地方分享等方面进行过调整,在基本税制上没有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关系到社会公平和广大群众福祉,理所当然地受到全社会关注。

  当前,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下,个人所得税改革不应再小修小补,而要抓住个税制度的关键问题,学习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作法,通过真正的改革,使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成为公平的税制、保护劳动者的税制、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税制。

  中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问题

  1.分项计征所得税造成逆向调节。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个人所得并不综合计税,名义叫个人所得税,实际是工薪税、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税、企事业承包经营所得税、劳务报酬所得税、稿酬所得税、特许权所得税、股息红利所得税、财产租赁转让所得税等众多税项的组合,如表1所示。在个人所得税名义下,各种所得分别计证,执行各自的税率。其中,工薪所得按7级累进税率征税,其它大致按比例征税。这就造成收入越多元税负相对就轻,但如果集中为工薪收入,负担就重。一般情况是,越是高管高收入,收入来源就越多,而中下层人群,主要靠工薪所得,由此造成税收的逆向调节。据《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显示,在城镇居民五等份分组中,往往人均缴纳个人所得税增长最快的是中等收入组,而不是高收入组。

  2.工薪阶层与劳动者税负偏重。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中,对工薪所得按累进税率征税,即以劳动报酬为主来判断个人收入水平并实行累进税,加重了工薪阶层和劳动者的税务负担。个人所得中,有些是直接生产或付出劳动所得来的,比如工薪所得、个人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等,有些则不是直接劳动所产出,也可归为非劳动所得,比如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转让所得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劳动者,鼓励劳动创造,限制寄生食利是题中应有之意。但中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工薪劳动所得累进征税,对钱生钱或吃租金等收入则按比例征税,这样一重一轻,与我们的价值观和市场机制都形成背离,客观上助推了经济脱实向虚和不劳而获的价值导向。

  3.单一扣除标准违反税收公平原则。工薪所得税前单一的扣除标准未考虑纳税人的实际负担。以工薪所得扣除标准3500元来看,所对应的纳税人往往有各种不同的家庭情况。比如现在很多农村家庭的青年在城市工作,有的做公务员,有的做公司员工,有的做快递员,他们付出劳动,每月收入可达6000元到8000元,甚至更高,但是他的家中很可能有务农的妻子,需要供养的老人和孩子,全家就靠一份工资,他在城市还要租房;相对于另一个家在城市的青年,有房,父母都工作或有退休金,妻子也工作,同样都按3500元扣除后缴纳工薪税,这无疑是违反税收公平原则的。还有更直接的例子:两口之家,家庭工资收入都是7000元。甲家庭丈夫和妻子每人工资3500元,乙家庭丈夫工资7000元,妻子不工作,结果同样是家庭工资收入7000元,甲家庭不用缴纳工薪税,乙家庭则每月要缴税245元的工薪税。由于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不考虑纳税人的个案情况,类似的不公平现象比比皆是。

  4.扣除项目少,不利于居民消费。扣除项目少,使中低收入群众税负重,不利于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国个人所得税除了对工薪收入实行单一的扣除标准外,对其它劳动收入的税前扣除项目很少,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险、单位福利、政策奖励与赔偿方面,对广大群众日常生活需要的支出项目几乎没有专项扣除。而市场经济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对于纳税人的家庭、生活、教育、发展等方面则有诸多的政策支持,包括赡养老人或儿童的费用扣除,孕妇的费用扣除,多子女的负担扣除,居住用房的贷款利息扣除,私人养老、医疗、意外保险费扣除,本人与子女的教育费用扣除,工作费用扣除,捐赠扣除等(见表2)。这些项目不仅是许多家庭的未来支出重点,而且也越来越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方向。在国家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个人所得税的这种局限性已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阻力和矛盾焦点。

  

  

  5.个人所得税与整体税收不协调。个人所得税是政府调节居民收入的手段,应当服从党和国家大的政策目标。虽然中共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以及以前的报告精神,都提出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增长、实现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但是从中国有个人所得税以来的30多年历史看,GDP总量年均递增15.1%,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只递增了12.7%和11.9%。而同期个人所得税年均递增28%,不仅高于经济增长,也大大高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这与保障居民合理的收入增长,让广大群众在改革发展中更有获得感是很不协调的。另外,中国税改的方向是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相应降低间接税比重。但是我们在个人所得税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未能及时降低增值税等间接税收入,既增加了广大居民的个税负担,又未能抓住时机优化税收结构,客观上扭曲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未能发挥累进型直接税对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

  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推进缓慢

  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中的问题,很早就被改革部门和财税部门发现并认识到了。为了纠正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不足,借鉴通行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保障公平性,加强调节性,早在1996年3月,国家就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纲要”中提出,“要建立覆盖全部个人收入的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由于这五年中未能完成个税改革,又连续20年写入以后的四个五年规划纲要。

  在“十五”计划纲要的第16章提出,“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在“十一五”规划纲要的第32章提出,“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在“十二五”规划纲要的第47章又提出,“逐步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的第63章再次提出,“加快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这一改革从提出至今已经22年,目前仍然没有落实。其中固然有对实施难度以及税收成本提高的担忧,但主要是有关部门没有真正重视这项关乎人民切身利益、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而是仅从税收组织收入的角度看待问题,以致于市场经济国家在没有计算机、没有互联网的条件下,都可以实现个人所得税综合计征、家庭申报、分项扣除、多退少补的制度,而中国将此写入五个国民经济规划纲要,却不实施、不检查、不问责,长期说而不动,很值得我们深思。

  有关部门在延迟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同时,为缓和广大群众以及社会对个人所得税的意见,几度调高工薪所得计税起征点,把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制度的改革核心内容,转为起征点高低的问题。中国1980年开征个人所得税,开征之初设定的费用扣除标准为800元,约为当年职工月均工资的12倍。直到2006年和2008年才分别将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扣除标准分别调整到1600元和2000元,这时的扣除标准已经与全国职工月均工资相当。目前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扣除标准是3500元,对比2017年数据,仅为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6193元的57%,稍稍高于2017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3485元,还略低于城镇私营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3813元。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起征点相对于职工工资的进一步走低,也是造成个人所得税纳税的主体转变为中等以下工薪阶层的重要原因。虽然个税中工薪所得起征点亟待提高,但这并不能解决税制公平的问题,根本之策仍是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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